第62章 了结与新的隐患（1/2）

王三手盗窃案的卷宗，三天后总算装订妥当。厚厚一沓材料，受害人的陈述、现场勘查记录、赃物去向调查，还有王三手本人的供述，一一整理清楚，最终移送至检察院。按照1984年的《刑法》，再加上严打刚过、从重从快的司法精神，王三手判个五到八年，基本没跑。

移送前一天，李建国特意叫秦峰去了趟看守所，给王三手带几句话。

会见室里光线昏暗，王三手穿着宽大的号服，头发剃得短短的，整个人蔫头耷脑，没了往日的机灵劲。看见秦峰走进来，他眼神躲闪了一下，半天没敢抬头，只低声嗫嚅了一句：“秦警官。”

秦峰拉过椅子坐下，语气平淡：“判决下来前，你还有机会补充交代，有没有别的事想说？”

王三手摇了摇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抬头，声音带着几分恳求：“秦警官，我进去以后，刘彩凤那边……你能不能帮我多照看两眼？”

“派出所会关注。”秦峰顿了顿，语气没松，“她儿子上学的费用，我已经跟街道办打过招呼，可能会酌情减免。但你得心里有数，她现在的难处，一大半都是你造成的。”

王三手的头垂得更低了，双手紧紧交握在一起——残缺的右手蜷缩着，和完好无损的左手贴在一起，反差刺眼得很。“我……我对不起她，也对不起孩子。”声音哽咽着，带着说不出的悔恨。

秦峰沉默了片刻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轻轻推到他面前：“这是刘彩凤托我带给你的，五十块钱，还有几句话。”

王三手的手猛地一颤，小心翼翼地拿起信封，指尖都在抖。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五张崭新的十元纸币，还有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片，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：“好好改造，我和儿子等你。”

就是这一句话，让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在冰冷的会见室里，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秦峰没说话，就安安静静地等着。等他哭够了，才缓缓站起身：“王建军，你右手残疾是不幸，但绝不是你偷东西的理由。棉纺厂不要你，你可以去街道办登记，他们会安排力所能及的活，哪怕是扫大街、看仓库，也是正经收入，比你偷鸡摸狗强。”

“我知道错了……真的知道错了……”王三手抹着眼泪，反复念叨着。

“进去以后，学门手艺。”秦峰看着他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期许，“修理、编织都行，哪怕用左手练字，也比混日子强。等你刑满释放那天，要是能堂堂正正做人，刘彩凤和孩子还会认你；可你要是再走歪路，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
他没把话说死，但话里的分量，王三手心里清楚。

离开看守所，秦峰推上自行车往派出所赶。三月底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，路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，风一吹，枝条轻轻晃着，看着挺惬意。可秦峰心里，半点也轻松不起来。

王三手这案子是了结了，但更大的隐患还藏在暗处——张屠户，还有城西菜市场背后，那可能藏着的、没人知道的犯罪网络。这颗毒瘤不挖出来，迟早还会出事。

回到所里，孙志刚正蹲在桌边整理装备，桌上摆着手电筒、警棍、一副手铐，还有几包“大前门”香烟——都是便衣侦查时用的掩护，装成闲散人员才不会引人怀疑。

“李所长批了！”孙志刚抬头看见他，赶紧压低声音，“今晚去城西赌档摸底，周大海带队，咱俩跟着。名义是扫黄打非抽查，重点是打听那些失踪案的消息，别露馅。”

“几点出发？”秦峰问道，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

“晚上十点。”孙志刚一边擦警棍一边说，“周大海说了，那赌档后半夜才最热闹，去的都是熟客。咱俩得装得像点，你穿那件旧夹克，别穿警裤，不然一眼就被看穿了。”

秦峰点点头，打开自己的柜子。里面除了警服，就几件便装——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夹克，一条深灰色涤纶裤子，还有一双半旧的解放鞋，都是他穿越过来后，从旧货市场淘来的，跟这个年代的普通青年穿的一模一样，不扎眼。

下午的时间，秦峰没闲着，一直在整理那几起积案卷宗。他把1981年棉纺厂女工失踪案、1982年系列女性失踪案、1983年无名女尸案的三份卷宗，单独摆在一起，一页一页地翻，反复比对里面的每一个细节，生怕漏掉半点线索。

失踪时间得捋清楚：王小红是1981年5月7日晚上没的；另外两名失踪的姑娘，一个是1982年3月15日，一个是1982年11月8日；无名女尸则是1983年7月22日在郊外河边被发现的。

再看失踪地点，更是耐人寻味：王小红最后被人看见，是在棉纺厂门口，离城西菜市场也就三公里路；第二名失踪者，是在城西电影院散场后没的，电影院离菜市场才五百米，几步路的距离；第三名失踪者，下班回家的路上没了踪影，她的工作单位，正是城西纺织厂；至于那具无名女尸，虽然发现地点在郊外河边，但根据水流方向和尸体腐败程度推断，抛尸地点，多半也在城西方向。

还有受害者的特征，几乎如出一辙：都是20到25岁的年轻姑娘，体型偏瘦，留着长发。王小红22岁，一米六的个子；第二名23岁，一米五八；第三名24岁，一米六二；无名女尸因为腐败严重，没法准确判断年龄身高，但从身上的衣物和骨骼来看，也在20到25岁之间。

作案手法也高度相似：都是在晚上失踪，没有目击者看到她们挣扎，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勒索信息，除了那具无名女尸，另外三个人，至今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

秦峰拿出笔记本，凭着这些细节画了个简单的关系图。不管是时间、地点，还是受害者特征，所有线索都拧成了一股绳，指向一个在城西区域活动、专门针对这类年轻女性下手的连环罪犯。

而张屠户的肉摊，就在这片区域的核心地带，像一颗藏在暗处的毒牙，悄无声息地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

他合上卷宗，看了眼墙上的挂钟——下午四点，距离晚上的行动，还有六个小时。

就在这时，陈秀英敲了敲办公室的门，探进头来：“小秦，李所长让你去档案室一趟，说有东西给你看。”

档案室在派出所后院的一排平房里，平时很少有人去，推门进去，一股旧纸张混着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呛得人鼻子发酸。李建国正站在一排铁皮柜前，低着头翻阅一份泛黄发脆的档案，手指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把纸扯破。

“所长。”秦峰轻声喊了一句。

“来了。”李建国没回头，指了指身后的门，“把门关上，别让人进来。”

秦峰关上房门，档案室里只有一扇小窗，光线昏暗得很。李建国拉亮桌上的台灯，昏黄的光晕瞬间笼罩住桌面，也照亮了摊在上面的一沓文件。

“这是1983年无名女尸案的全部原始材料。”李建国指着桌上的文件，语气低沉，“现场照片、法医报告、勘查记录，还有当年走访的六百多份笔录，都在这儿了。”

秦峰走近一看，桌上摆着几张黑白照片，尽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可看到照片上高度腐败、膨胀变形的尸体时，他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，心里一阵发紧。法医报告上的描述更详细：头部有多处钝器击打伤，颅骨骨折；死亡时间大概在发现前15到20天；尸体被河水长时间浸泡，大部分软组织已经腐败液化……

“当年投入了不少警力，查了好几个月，最后还是一无所获。”李建国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满是遗憾，“没有能确认身份的衣物标志，没有随身物品，附近的居民也没人认识她，就像……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具尸体，无凭无据，根本无从查起。”

“六百多份走访笔录，就没有一点有用的线索？”秦峰拿起一份笔录，轻声问道。

“线索倒是有，可都是些无效的。”李建国翻出一本厚厚的笔录汇总，递给他，“有人说在河边见过可疑车辆，可连车型车牌都说不清；有人说半夜听到过女人呼救，却没法确定具体时间和位置；还有人说看到过陌生男人在河边徘徊，可描述得模模糊糊，连高矮胖瘦都分不清，根本没法画像。”

秦峰快速翻阅着笔录，目光忽然停在了其中一页上，脚步顿住了。

询问对象：张保国（肉摊摊主）

询问内容：7月15日前后是否在河边见过可疑人员或车辆

回答：没有，我每天凌晨三点去屠宰场拉肉，六点出摊，下午两点收摊，平时从不往河边去。

回答很简短，也很合理，听起来天衣无缝。可秦峰注意到，这份笔录的询问时间，是1983年8月5日——距离尸体发现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周。而且当年的询问民警，只问了7月15日前后的情况，压根没深入追问张保国平时的活动轨迹、社会关系，甚至没问他收摊后都去了哪里。

“当年排查的重点，是屠宰场的职工。”李建国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缓缓开口，“因为抛尸地点离屠宰场近，觉得屠宰场的人天天跟刀、跟血打交道，嫌疑最大。但张保国这种个体肉贩，当时只简单问了两句，没往深了查。”

“是因为个体户太多，排查不过来？”秦峰问道。

“不光是这样。”李建国叹了口气，“那时候有种普遍的观念，觉得这种有固定摊位、天天出摊的个体户，要养家糊口，不会干杀人抛尸这种灭门的勾当。现在回头再看，当年的这个想法，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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